守常求变,促进新诗创作及批评的发展与繁荣——“第五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综述
发布时间2015-10-23 09:25:49     作者:    浏览次数: 次

  

守常求变,促进新诗创作及批评的发展与繁荣
——“第五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综述

向天渊  王怀昭

  2014年10月13日至16日,由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和北京《文艺研究》杂志社联合主办、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武隆县文联、武隆县喀斯特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五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暨“印象武隆”诗歌采风在重庆市西南大学和武隆县举行。

  来自荷兰、新西兰、韩国、日本、泰国、新加坡、菲律宾、文莱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包括舒婷、叶延滨、傅天琳、张新泉、马新朝、娜夜、李琦、林雪等全国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在内的120余位诗人、学者出席论坛,通过主题演讲、综合论坛、专题论坛等方式,围绕华文新诗“二次革命”与“三大重建”、华文诗歌与诗学的范式与价值、新时期“新来者”诗群及21世纪新诗艺术的美学流变、现代汉语与中国新诗、新诗经典重读及武隆新诗创作研究等议题展开了深入、广泛的学术讨论与交流。

  论坛主席吕进先生在题为《守常求变:当下新诗发展的关键词》的开幕词中将本届论坛的总主题确定为“守常求变”,并进一步明确指出:科学地处理“变”和“常”的关系,推进多元化的诗歌重建,是一切有责任心的诗评家和诗人的使命;诗歌的生命在于“变”,永恒是不美的,但是这种“变”,只能是在守“常”中求“变”,“常”就是诗之为诗的基本美学要素和基本诗学规范;无论什么时代的新诗,无论什么路数的新诗,作为艺术品的诗,总得守住诗的边界;多元不是放弃诗美,多元不应该成为伪诗存在的理由。

  在主题讲演中,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岩佐昌暲通过对文革结束后日本出版的一百一十五本有关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诗的书籍进行归纳后发现,有关台湾新诗的译介比大陆要多,并对此现象进行思考,总结出台湾新诗在日本大量出版的诸多原因。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寿桐就香港新诗与汉语新诗的发展发表了看法,他认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作为现代主义汉语诗的复兴基地,凭借着独有的自由度和开放性,与台湾诗坛彼此互动、相互影响,同时,完备的新诗发展机制、自由的新诗发展环境使得香港成了一片诗歌热土,创作特点更是由国族关怀走向世界关怀。厦门城市学院教授陈仲义通过梳理形式与内容的复杂关系,认为新诗形式美学的发展,首先要从内容与形式的二元模式中解放出来,新的形式论美学,是把对形式的关注作为历史本身的媒介来把握,在形式内部展开诗语与历史间的阐释张力。荷兰诗人池莲子通过自身的人生经历和译诗经验,就华文诗的发展和影响发表了意见,认为华文诗的生命力有赖于诗人的传统文化心理和其所处的多元文化语境,以及自尊和接纳的写作心态。韩国汉学家朴南用详细介绍了许世旭对华文文学的看法,并分析了他的汉语创作,以及他在华文文学上的地位和产生的积极影响。湛江师范学院教授张德明细述吕进“诗家语”观形成的过程,对“诗家语”的理论内涵、特征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并揭示出吕进“诗家语”观的当代诗学意义。

  在综合论坛中,六位学者分别从诗人论、诗歌创作倾向与创作现象、新诗语境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叶延滨介绍了当代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和他在诗坛的重要活动,强调“改革与复兴、开放与对话”的时代特征对诗人创作的重要性,肯定了这个“新来者”诗人对当下诗歌的贡献。徐国源对新生代诗人小海的“个人性”探索和其近期的长诗写作进行了阐释和评价。古远清对新世纪台湾诗歌的三种创作走向进行了详细的辨析。吕周聚认为第三代诗歌力图摆脱宏大叙事和政治抒情,回归私人化、内在化的个人抒写,解构与颠覆纯艺术、纯诗,追求诗歌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化,但这种创作倾向消弭了日常生活与诗歌艺术之间的距离,在把日常生活转换成艺术的同时,也把艺术日常生活化了。殷国明就新诗、古典诗歌、世界诗之间的复杂关系、互动影响进行了再思考。马新朝对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所遭遇的生存现状进行考察后,着重探讨诗歌的边缘化问题、诗歌与读者之关系的问题。

  本届论坛的专题讨论,依然以新诗的“二次革命”与“三大重建”为基点,并进一步深化、拓展,广泛涉及各种新诗议题,显现出求新求变的特点。台湾诗人傅予结合新诗的历史发展轨迹,对新诗形式的演变、新诗与散文的区别进行详细梳理,认为现代诗可以有自由开放的模式,并以其出版的十首现代诗为例,为现代诗的形式取模。毛翰从音节的角度归纳新诗格律化的三条可行之路,认为现代格律诗的主导体裁应该是:萧三、毛泽东倡导的所谓古典加民歌的三顿体,闻一多、何其芳倡导的突破古典和民歌的四顿体,以及鲁迅倡导的嘴唱的歌词体。黄永健结合自身的新诗创作经验,细述手枪诗(松竹体新汉诗)的缘起和创新理路,认为手枪诗挑战梨花体可说是中西文化差异性矛盾的爆发。梁志宏在概述格律诗的同时强调诗歌格律的相对性。蒋登科对诗歌创作变得太容易这一现象进行了反思,提倡“诗歌的难度写作”。林爽详细介绍了汉俳诗的由来、特点,并分享了学习汉俳诗的要求。项兆斌概括了新诗本土化形式成功的标准以及新诗本土化成功的诗体。师运山对分行与诗体重建的关系进行了思考,认为分行是百年新诗实体建设概莫能大的成就,是当下新诗诗体重建不可逆转的基础。刘剑通过重新爬梳闻一多的格律诗理论,考究“诗歌节奏”的内涵和汉语诗歌的节奏特色,认为只有找到属于汉语在声音层面和形意层面上独特的节奏特质,新诗才能展现出现代汉语的诗性魅力。白杰结合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历程,探讨“世俗化”之于中国诗歌的积极意义,并以“世俗与生命的融通”廓清其与“物化”、“低俗化”的分界,以进一步明确诗歌世俗化的内涵、原则和基本方向。

  在华文诗歌与诗学的范式与价值、新时期“新来者”诗群及21世纪新诗艺术的美学流变等专题讨论中,房伟详细介绍了诗人王长征的系列作品,认为这些“新诗经体”诗歌,既有新时期以来,从朦胧诗到第三代诗歌发育的语言与思维的痕迹,也有中国古典诗歌精神的转化。张勇回到历史现场,梳理了三十年代南京诗歌团体“土星笔会”形成的缘由、发展历程及同人刊物《诗帆》的审美风格。梁笑梅运用传播学及诗学方法,关注当下网络神曲盛行的原因,认为神曲之轻与生活之重乃是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反映与解读。向天渊则对口语诗中的情色书写进行了批判性阐释,认为只有经过情与美的洗涤和转换,口语诗才有可能上升为存在之诗、真理之诗。吴投文认为新世纪“中间代”长诗写作的艺术特质有三:充分的个性化与实验性,象征笼罩下的现实维度与批判意识,追求由整体创新所形成的创制意识。江腊生探析了打工诗歌研究话语所具有的三个面向:现实话语、网络话语、美学话语。卢桢发现,随着新诗写作与都市文化的联系日益密切,诗人将城市视为文化母体和诗意诞生的源泉,并逐步建立起与都市文化关涉紧密的观物方式和感觉结构。邱食存结合韩东的诗作,着重考察了第三代诗歌的历史地位及后现代写作原则的转向。钱虹、曾心和李志元分别介绍了菲律宾、泰国和越南三地的华文新诗创作及其影响。中国新诗研究所的硕士生王怀昭、高庆、唐世奇则对顾城、芒克、北岛的诗歌作品给予了新的阐释与评价。

  本届论坛还设置了“现代汉语与中国新诗、新诗经典重读及武隆新诗研究”的议题。许霆认为五四新诗运动确立了基于现代汉语的新诗,由于早期的新诗诗语并不完善,诗人们走上了重建诗语的探索之路,其途径有大众口语方向、欧化语言方向和传统韵语方向。熊辉分析了五四新诗内容的丰富性,认为其精神内涵是自由意志、反叛思想以及生命意识与使命意识的结合。赵思运对汉诗本土性问题进行了反思,认为“本土性”乃是现代汉诗发展的原动力和逻辑起点。令狐兆鹏认为,强烈的对话色彩、人称变化的迷宫、戏剧化的场景、“自我”的分裂等成为张枣诗歌话语的三种方式。魏巍以郭沫若的诗歌为例,分析语言暴力革命与诗人自我主体性的确立之间所具有的复杂关系。雷文学则认为王国维形而上的诗学思想是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潜在先驱。中国新诗研究所的硕士生易亚云、张蕊、陈濛、梁圣涛、钱桂平、吴雪梅等同学分别对李永忠、白水人、李远鹿、吴沛、郑立等五位武隆诗人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得到了几位诗人的肯定与回应。

  由于汇聚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诗人、诗歌评论家、诗学研究者以及在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本届论坛的学术探讨与交流具有国际化、多层面、丰富性等显著特征,必将大力促进新诗创作及批评的发展与繁荣。